投资中的负向筛选

在上一篇《索罗斯投资之道》中，我介绍了索罗斯投资思想中一个我很喜欢的方法：

负向筛选（Negative Screening）。

发现一个投资机会以后，不只是寻找支持它的理由，还要主动寻找反例。

如果一个重要前提不成立，就放弃这个机会。

现实投资中，我们未必需要把这种方法用到极致。但我越来越觉得，当一个投资机会存在某个足以让我严重担忧的问题时，放弃它可能比继续寻找支持它的理由更重要。

下面是我在2025年6月写这篇文章时思考的三个例子。

1. BRK.B：巴菲特离场以后呢？

2025年5月，巴菲特宣布将建议由Greg Abel接任伯克希尔·哈撒韦CEO。随后，伯克希尔董事会正式决定，由Greg Abel自2026年1月1日起出任CEO。

这自然带来一个问题：

我们投资的是伯克希尔，还是巴菲特？

一家伟大的公司当然可以超越它的创始人。但如果一家公司的历史成功与一个人的资本配置能力高度相关，那么这个人的离开，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变量。

这并不意味着伯克希尔不再值得投资。

但至少，对我来说，这是负向筛选中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。

当时，从市盈率（P/E Ratio）来看，Google母公司Alphabet在大型科技公司中估值并不高。

但便宜本身不是投资理由。

Google搜索带来的广告收入长期以来是其重要的商业基础，而生成式AI正在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今天大语言模型的重要技术基础之一——Transformer——恰恰来自Google研究人员2017年的工作。

所以问题不是Google有没有AI能力。

问题是：

如果新的技术最终冲击自己的核心商业模式，一家公司能不能主动革自己的命？

我不知道答案。

但仅仅这个问题，就足以进入我的负向筛选清单。

2025年6月初，马斯克与特朗普之间的公开冲突突然升级。

我当时关注的不是政治本身，而是这件事情给TSLA增加了一个此前不存在的不确定因素。

TSLA的估值中包含了市场对自动驾驶、人形机器人以及马斯克本人执行能力的大量未来预期。

当估值已经包含很多未来的时候，任何新的重大不确定性，都值得重新评估。

这并不自动意味着“卖出TSLA”。

它意味着：

原来的投资逻辑里，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量。

如果继续投资，我至少需要重新问一次：

这个变量会不会动摇原来的投资前提？

这就是我理解的负向筛选。

投资很容易变成一场“证明自己是对的”的过程。

买了一只股票以后，我们会自然地寻找支持自己的信息。

负向筛选恰恰反过来：

不要只问为什么应该投，也主动问一句——什么情况出现以后，我就不应该投了？

这套思维不只适用于投资。

芒格讲过一种很朴素的幸福之道：避免那些会让自己陷入不幸的事情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很多时候，知道什么不做，与知道做什么同样重要。